戴德生生平简介

“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著名英国宣教士,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会长,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达52年之久,抢救灵魂无数,直到力尽方休。死于湖南长沙,葬于江苏镇江。

戴德生的祖辈

戴德生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所著《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戴德生的得救与献身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常为他迫切祷告。有一天,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折点。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布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从师于哈迪医生,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

早年中国宣教经历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解除婚约,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敦费士号”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半年,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戴德生就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至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1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创立“中国内地会”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存恩,搭乘“禧年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回英国。当他们抵达伦敦后,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谈印刷宁波语新约圣经、赞美诗及福音单张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乡之路,探望阔别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

  • (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
  • (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
  • (3)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

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是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与曹雅直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5-1875):扎根时期。

戴德生于1866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稍事安顿即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宣教基地与工场。11月,他们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号,内设礼拜堂、诊所、药房、办公室和印刷室等。从一开始他们就入乡随俗,身着中国服装,男束发辫。虽然因此曾被人嘲笑为“猪尾巴宣道会”,他们仍坚持如此行,尽力与中国百姓认同。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祂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最后离世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

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对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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