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建立较为完整的神学架构?

建立神学架构

在火车回来的路上丰富一些以前的内容。内容较为概括,但大致已经形成整体认知。

华人教会一直较为轻看神学架构类的知识,喜欢直接触及神学思想最具应用的一块:应用神学

这样的操作和认识就会使得教会很难不断得以丰满,又因为常常回念那些圣灵在几百年历史中的工作而难以跳脱这样的眼界。并非是否定过去,而是肯定过去以超越过去成就圣灵在华人教会的时代性更新的工作。为的是让教会更有丰满的样子。

其实神学无处不在,他不仅仅是狭义的系统神学而已,而是广阔到无所不容。因为神学所触及的领域应该是囊括上主所及领域,所以实乃无所不包,包含了创造主与一切的受造物。当然我们又得承认人的理性与灵性的有限,所以实际乃是不断认知上主的历程。

本篇所谈及的术语并没有明确核实于现今流行于学术界的神学术语,所以必要时文中会有一些简单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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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圣经的性教育 – 基督徒青少年性教育大纲

基督徒性教育的简要大纲

经文:

[创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创 2:24]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林前 6:15-16]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她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课程目标:

在青春期中,身体与心灵一起增长,也不断成熟。这个过程会经历身体与心灵的变化,社会上的青春期性教育注重的是生理知识,却介绍抵挡上帝的性伦理。在如今淫乱邪恶的时代,本课程旨在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教导青少年认知自己生理与心灵的变化并作出合乎真理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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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imothy Ware的《The orthodox church》第一部第三章的感受

这章的内容是东西大分裂,作者简要的从分裂前的积累,分裂的核心问题,分裂的定局,分裂后的延续,复合的尝试,并以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作为结束。以史为镜,还是有一些感受要写。

这章的内容是东西大分裂,作者简要的从分裂前的积累,分裂的核心问题,分裂的定局,分裂后的延续,复合的尝试,并以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作为结束。以史为镜,还是有一些感受要写。

一、政治和信仰的联合,吃亏的一定是信仰群体。那时显然的,神圣罗马帝国有等同于天国的味道。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这块的认知就比东方要强一些。包括如今的俄国东正教、乌克兰东正教等,将政教捆绑,吃亏的一定是信仰一方。书中谈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也谈及了两个核心的教义争论:教宗权柄与和子句的问题。

二、分裂的核心问题:教义争论。这个可能是从西班牙开始的,为了反对亚流主义,在没有会议沟通的情况下加入了和子句。这个做法引起了东方极度的反感。而罗马也把平等中的首位变成了具有实际权柄的首位,即教宗的权柄统管所有教会。这两点都是东方不能接受的。这给我们有几个提醒:一是任何教义立场的问题不能私自一个人或一群人做决定,一定要众教会层面大家认为可以代表整个地方教会的人一起交流决定。二是教会领袖切忌不可私自提升某种决定权,或不经过沟通自己做决定,都是破口。

三、罗马和东方都不互相谦卑。1054年公使与牧首的零沟通处理问题,成为实际分裂定局。本身想解决问题,结果事情越搞越大。所以在找要做教会之间事务处理的人员上,又要有立场又要谦卑,并且要能够分得清问题的主次与原则与否。

四、十字军东征将上层问题变为会众的对立。这里夹杂了太多的国家、民族、信仰的东西,是个混合体。仍然把尘世国度看为天国。最后双方变成动刀动枪,书中说比穆斯林进君士坦丁堡的作为还不如。

五、分裂后复合的问题。分开后再合在一起那是难上加难。越是时间久远越难复合。书中记载了两次机会,很多是政治性因素过多。如果要处理教会分裂复合问题,单从信仰层面就可以,不要涉及其他非信仰因素。

新教传统为何无法深入发展灵修学

这个话题也是比较值得讨论的。记得俺刚信主的时候,教会中的牧者经常会说:最近灵修生活如何?最近和主关系好吗?读经祷告正常吗?等等…实际新教传统话灵修,实在是无话可谈。因为太过宏大叙事,又缺乏操练路径。

这个话题也是比较值得讨论的。记得俺刚信主的时候,教会中的牧者经常会说:最近灵修生活如何?最近和主关系好吗?读经祷告正常吗?等等…

实际新教传统话灵修,实在是无话可谈。因为太过宏大叙事,又缺乏操练路径。灵恩运动起于新教传统从某种角度就是对新教缺乏深入灵修传统的较为负面的回应。因灵恩运动核心还是在于信仰感受和观感,并非真实落实到成圣或神化之事上。

最近读洛斯基的《东方教会神秘神学》与《神圣攀登的天梯》这两部东方作品,第一部是俄国人写的,第二部是修士的作品。但其实他们一个讲理论,一个讲实操,是落实到人的位格实体上的。

为何我们谈灵修会觉得有总飘渺和虚无感,因为没有落实到人最终的目的:成圣。新教传统的成圣,罗马传统的圣华,东方传统的神化,这三个看似好似是一个概念,仔细想来,其实不是。或者说,神化的概念范围远大于成圣或圣化。

这是有三一论与基督论的认知决定的。罗马传统中,特别是阿奎那成为罗马显学后,三一论更偏于理智本性层面,缺乏落实位格实体层面。也因为此,从罗马这个蛋里面生出的新教传统,实际也继承了罗马对三一论区于本性的认知。这是涉及灵修实操的。

简单说来,三一论并非是不重要,并非只是判断是否是异端的准绳,三一论的认知还实际涉及到人最终蒙救赎,是为了什么。

同样,基督论的认知也是如此,罗马因为一直停留于赎罪的替代性和法律性,才强调基督神人二性的重要性。东方强调的是基督二性连于一个位格是为了一个蒙救赎的人神化之可能,东方强调的是救恩最终应该的样子,并发展至教会论时,能够让一双打开的灵眼,从柔弱的地上教会里看到那充满万有者的教会,这是信心的眼睛看到实底。

著名的和子句问题是个关键问题,圣灵来源于哪个位格?最初的尼西亚信经是子生于父,灵发于父,为此明确父是本源,且本源乃是实体存有,是位格的交通。这里就确定了本性并不是存有,本性不先于位格,所以不存在“神”这个类别,好似从神生的一定就是神,这种三一论的处理是有希腊哲学的影子的。所以,最初的尼西亚信经中论及三一的部分,意义明确,父是本源,子是彰显,灵是充满;这与万世以前所生发,三者唯一的区别,也是位格的成因是:父是本源非受生,子是彰显乃受生,灵是充满乃发出。当子道成肉身取了人性时,让神人二性连于一个位格,使得我们常听到的与主联合真的能够成为实际,这是起初人受造的最终目的。

后处理基督一性论和基督一志论异端时,也是为了能够保证人类救赎神化之路通畅。若基督之后一性,则蒙救赎之人里面内住的圣灵无法实际神化一个人却又要保证此人的独立性;基督一志论破坏了人蒙救赎之核心,就是人需要效法基督常常顺服天父。实际是基督的人性意志顺服基督的神性意志,这种顺服因面临真实的人性软弱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希伯来书所见证的。

为此,东方发展出了一套可操作的,有具体步骤的,可被教会遮盖保护的灵修路径,就是关于“心禱”与“圣像”,还有圣餐。并且因为一脉相承着2000年,灵性传承极为丰富。

罗马仍然保留了“心禱”与“圣像”,不过因为在三一论中和子句的加入,父与子都成为灵的来源,导致在本源意义上的不清楚,位格认知趋于混乱,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可控的问题,不过罗马仍然保留了这个路径。

新教传统在改革时,直接将这些作为迷信扫荡一空,但这并不能解决真实的偶像崇拜问题与在灵修时恶灵入侵的问题。所以包括新纪元之类的事物对新教的入侵,心理学对新教的入侵,甚少具有可操作的抵挡能力。

所以,新教传统若要重拾灵修之可能,不仅要重视圣经、祈祷、还需要重新整理三一论与基督论中许多点,让教义与成圣不割裂,让神学成为可操作的灵修实操。

如何避免圣职成为教阶

最近休息,但还是每天会用30分钟来翻译提摩太维尔主教的《东正教会》一书,我已经翻译到了第三章的四分之一部分。

最近休息,但还是每天会用30分钟来翻译提摩太维尔主教的《东正教会》一书,我已经翻译到了第三章的四分之一部分。

在第三章中,维尔里面用了一些篇幅讨论了罗马教阶中圣职人员与一般信徒的严重对立问题,这在东方没有如此出现过。东方虽然也有出现圣职人员与一般信徒的对立,但没有如此严重。

其实新教系统的一些大的系统也逐渐会出现圣职人员与一般信徒的对立,我想表达的是,这个对立其实不是圣职与非圣职的对立,而是因为圣职变成了教阶,产生教会内部的阶层,自然就有了对立。

就像之前美南浸信会出现的神职人员性侵问题,还是天主教出现的神职人员性侵性侵问题,都是与圣职与教阶这个主题有关。

圣职是圣经的概念,如论是旧约的祭司、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先知、牧师、教师、执事、长老等。这些都是圣职,如果一个人担任圣职,那是极为荣耀的事,又是一件可怕的事。就像亚伦的儿子用凡火献祭被击杀一样,轻慢不得。

但圣经从来没有一个概念说这些人要成为某种教会内部的阶层或群体,拥有特别的地位,这是要不得的。

教会的秩序为上帝设立赐予,承担圣职者从秩序角度确实好似承受了更大的荣耀,这也没有问题。因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就是有做荣耀的,也有做软弱的,但这不等于荣耀的肢体需要形成小团体,软弱肢体形成小团体,这样的教会构成一定是气血不通的,容易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病。

后来,维尔说到,东方那时拣选圣职人员和学历、出生是没有关系的。很多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成为牧首前都是一般的信徒,只是上帝将他逐渐显明出来来承担这个职分。不过公元800多年的罗马,教阶已经逐渐形成,能够爬上教宗位置的,必要从下面一步一步上来。

当教阶形成,则就形成了教会的某个同温层,不同的同温层之间沟通存在障碍,教会就会出现僵化和疾病的状态。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思路上,新教的部分改革者走了一条极端路线,就是否认圣职的实在,来处理教阶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因为即使没有明文的圣职,在信徒群体也会有某种潜移默化的圣职的观念,教阶仍会形成。

那么,我们要看如何正确处理圣职与教阶的问题,讲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首先,圣职是上帝亲自命定和拣选的,人要看为宝贵。

其二,圣职承担者需要承担牧职工作,不能够形成一阶一阶的圣职阶层,导致某一层圣职人员与会众脱钩,从而形成教阶。若形成教阶则必然会有罪恶进入而不为会众所知。

其三,圣职承担者必须要有为父和舍命之心,这是难的,但可以不断在这点上进步。

即使在使徒还在的时候,会众已经会有恶意的认为存在教阶,旧约时期可拉也攻击摩西亚伦形成教阶,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控告。因为摩西亚伦保罗都是有为父心肠的人,都竭尽全力承担牧养职责,会众的指责是无根据的,是虚假的。

教会同温层的话题是另外一个话题,与教阶有关,但更多是属于小团体的这个主题。有机会在思考记录。

修院对于教会的重要性

在不那么细致地整理和学习了一些600ad之前的教父作品后,已经隐约建立了这样的结论。

在不那么细致地整理和学习了一些600ad之前的教父作品后,已经隐约建立了这样的结论。

不论从教会领袖的训练角度,灵性中心的建立角度(灵性中心应该包括属灵传承、操练实际、文本整理、属灵领袖的代际传承(应该包括异象和恩赐和心志)),俗世圣徒寻得看得见的秘所角度,和对世俗世界实际影响的角度,都极为重要。

就如早期的三类朴修者所揭示的:独居修士、群居修士、与有实际家庭社会生活的在俗修士。实际上,所有的圣徒都应该囊括在这三类人群中

可惜的是,新教传统中想要第三种在世分别的生活训练,实际却已然分崩离析。原因很多,但一和二的缺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并且修院的建立,需要摒弃罗马后期发展出来的修会的概念,那是教会分裂的种子,要不得。

在奥秘派的属灵传承中,则较为注重独居亲近主而撇弃群居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操练,又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从十架约翰、芬乃伦、盖恩夫人这支出来的,如果有家庭,家庭见证生活都不好。

在埃及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独居修士,则有些过度受苦之操练,或许有时代性,给现世也有提醒,不过容易走到行为比较中。

较为平衡的是巴西尔的群居修院,他较为平衡的踩到了这三个点。群居中仍然提供需要独居的小房子空间、仍然提供社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开放修院,也允许有需要的圣徒小住调整灵性状态,感觉做的是比较好的。这支传承,被东方保存至今。值得欣慰。

在新教传统中,注重社会介入的几乎都会走进自由神学社会福音的路里;注重分别为圣独居世界的基本都会走到分离主义的路里;想要搞平衡的福音派路线,走着走着就搞不清方向。因为缺少深厚的长久的属灵沉淀。

如果要在中国建立成型修院,确实困难太多。但现在新教传统中的各类训练的地方都具有这个潜质。不过又缺乏属灵操练的方式和实际训练的指导,如果只表达为靠圣灵带领或自己领受话语带领,就太有难度。

需要有位老师,能够带着拾级而上,不至于过于空洞、要求过高、又摸不清各种准则。

芬兰政治家佩维-拉塞宁再次受审

芬兰政治家佩维-拉塞宁(Päivi Räsänen)在分享了她对婚姻和性行为的基督教信仰观后,因涉嫌 “仇恨言论” 再次受审。

芬兰政治家佩维-拉塞宁(Päivi Räsänen)在分享了她对婚姻和性行为的基督教信仰观后,因涉嫌 “仇恨言论” 再次受审。

这位芬兰前内政部长因分享其笃信的信仰而面临三项刑事指控。

去年她被无罪释放,但在芬兰检方对“无罪”判决提出上诉后,她再次接受审判。

在周四的听证会之前,国际民主辩护协会(ADF International)执行主任、拉塞宁的律师团成员保罗-科尔曼(Paul Coleman)就该案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发出警告。

他说:“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信仰,而不必担心受到国家起诉。”

他说:“通过所谓的‘仇恨言论’法将言论定罪,会禁止重要的公共辩论,也会危及民主。对佩维-拉塞宁的无情起诉不仅消耗了她四年的生命,还恐吓其他人保持沉默。”

“国家当局无权压制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此案不仅关系到佩维,还关系到想自由发言的每个人。”

拉塞宁被指控犯有“煽动少数群体”罪,原因是她在 2019 年的一条推特、同年的一次电台辩论以及 2004 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关于婚姻和性行为的言论。

她与芬兰福音传教教区的尤哈娜-波赫约拉(Juhana Pohjola)主教一同受审,后者是这本小册子的共同作者。

赫尔辛基地方法院去年驳回了对他们的指控,称“解释圣经概念不是地方法院的职责”。

据 ADF 报道,检方声称法院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要求对他们处以总额数万欧元的罚款。民主同盟军说,检方还要求对反映拉塞宁信仰的出版物进行审查。

大多数英格兰教会牧师支持同性婚礼

《泰晤士报》对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家普遍支持修改规则,允许牧师主持同性婚礼。

《泰晤士报》对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家普遍支持修改规则,允许牧师主持同性婚礼。

这项针对 1200 名在职牧师的调查发现,半数以上(53.4%)的牧师支持修改教会法规,允许他们为同性恋伴侣主持婚礼,而超过三分之一(36.5%)的牧师表示反对。

英格兰教会的议会机构在二月份支持引入同性祝福的计划。在被问及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时,大多数受访牧师(59%)表示,他们计划为同性夫妇提供祝福,而 32.3%的牧师表示不会。

超过五分之三(63.3%)的人表示,应允许同性恋牧师与同性伴侣结婚。

相当多数(62.6%)的人支持改变对婚前性行为的立场–21.6%的人支持结束禁止婚前性行为的教导,41%的人说应该在 “承诺关系” 中的人中放弃禁止婚前性行为的教导。

略高于三分之一(34.6%)的人表示,教会关于婚前性行为的传统教义不应改变。

该研究结果反映了自 2014 年以来教会牧师态度的巨大变化,当时在兰开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51%的牧师表示同性婚姻是 “错误的”,而支持同性婚姻的牧师占 39%。

领导 2014 年研究的琳达-伍德黑德(Linda Woodhead)说,《泰晤士报》的调查显示,人们的态度发生了 “非常迅速的变化”。

英格兰教会福音理事会(Church of England Evangelical Council)主任约翰-邓尼特牧师(Rev Canon John Dunnett)说,这项研究 “揭示了一个彻底分裂的英格兰教会”。

他对该报说:“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超级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教会]将如何面对如此大而深的分裂局面?”

性别转换法威胁澳大利亚的宗教自由

澳大利亚的基督教团体表示担心,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提出的新立法可能会对宗教自由造成可怕的后果,父母、牧师和医护人员可能会因为向那些对自己性别感到困惑的人提供非肯定性的护理而面临刑事指控。

澳大利亚的基督教团体表示担心,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提出的新立法可能会对宗教自由造成可怕的后果,父母、牧师和医护人员可能会因为向那些对自己性别感到困惑的人提供非肯定性的护理而面临刑事指控。

虽然新南威尔士州立法的表面目的是禁止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有关的所谓转换疗法,但澳大利亚基督教游说团(ACL)警告说,最近在一家主要新闻媒体上泄露的法案草案显示,该法案可能会阻止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由表达。

“新南威尔士州的父母有可能在新的性别转化立法下失去与子女讨论性和性问题的合法权利”,ACL 说。

该游说团体说,泄露的法案内容与最初的立法描述明显不同,表明新当选的工党政府违背了其在选举前做出的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

ACL 称,该法案可能造成的一些后果包括医疗专业人员无法以牺牲最佳医疗实践为代价的理由,对基于 “肯定 “的方法提出质疑。

该游说团体还警告说,这有可能导致父母因劝告其有性别困惑的孩子不要接受医学变性手术而被起诉,甚至禁止牧师或信徒就性行为问题直接对会众牧养或为他们祷告。

“这些事态发展令人震惊。那些经历过性别不协调的人,尤其是儿童和年轻人,是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ACL 说。

“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并向(工党)新政府施压,要求其为父母、牧师和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具体的保护措施,以确保儿童的安全和坚持圣经中性与性行为观点的自由”。

加拿大医院为有自杀念头的妇女提供协助自杀服务

一名在加拿大一家医院寻求精神科帮助的妇女说,工作人员建议她通过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临终医疗援助(MAID)计划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让她觉得自己 “毫无价值”,因为加拿大正努力扩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申请资格。

翻译:黑米

一名在加拿大一家医院寻求精神科帮助的妇女说,工作人员建议她通过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临终医疗援助(MAID)计划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让她觉得自己 “毫无价值”,因为加拿大正努力扩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申请资格。

37 岁的卡特琳-门特勒(Kathrin Mentler)今年 6 月前往温哥华总医院的就医和评估中心,希望办理住院手续,以保护自己不产生自杀的念头。在评估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门特勒没有床位,她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会有精神科医生以门诊病人的身份为她看病。

据基督教研究所称,一名临床医生随后问门特勒是否考虑过 MAID。这位临床医生还与门特勒谈到,在另一位与精神疾病抗争的病人去世后,她感到 “如释重负”。

门特勒告诉这个总部位于英国的基督教监督组织:“这让我觉得我的生命毫无价值,或者说,如果我选择了MAID,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虽然这名妇女承认她长期有自杀的念头,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在生活中寻找快乐。门特勒还觉得医院向她建议MAID很奇怪,因为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要到2024年才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

温哥华总医院没有回应《基督邮报》的置评请求。

不过,在给《基督教研究所》的一份声明中,该医院对 “造成的任何困扰”表示歉意,并表示提供协助自杀是一个 “程序问题”,以确定病人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

据《基督教邮报》此前报道,加拿大于2016年将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但仅限于年满18岁、患有 “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病症或残疾”,包括 “持久且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公民或永久居民。

2022 年,加拿大议会扩大了该法律的适用范围,将不具威胁性的肢体残疾也纳入其中,虽然后来预计该计划将于 3 月 17 日扩大到精神疾病患者,但加拿大政府于 12 月宣布暂时推迟。现在,加拿大计划在 2024 年 3 月 17 日将 MAID 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疾病患者。

克里顿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教授查理-卡莫西(Charlie Camosy)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人类生态学研究所的一次小组讨论中警告说,协助自杀是一个 “滑坡”。医生接受协助自杀往往会导致接受安乐死来解决身体上的痛苦,甚至精神上的痛苦。

卡莫西说:“一旦你允许了,就很难将其保持在最初的目的上,因为从医学和道德上讲,将其限制在最初目的的特定人群中似乎是不公正的。”

泰勒-邓洛普(Tyler Dunlop)就是加拿大身体健康的人要求死亡的一个例子,他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无家可归,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据 CP 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该男子拒绝了奥里利亚士兵纪念医院(Orillia Soldiers’ Memorial Hospital)提供的食物、水和住所,以证明他对这一决定是认真的。

邓洛普当时告诉《奥里利亚事务》(Orillia Matters)说:“我选择了协助死亡,因为我知道我哪儿也去不了。我一直在接受康复治疗。我已经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让自己好起来,却做不到。”

根据2021年加拿大MAID年度报告,全国共报告了10,064例MAID死亡病例,占加拿大死亡病例总数的3.3%。自2016年加拿大议会将协助自杀合法化以来,已有31664人死于M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