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文是上主所使用的器皿，其巨著《基督教要义》奠定了整个改革宗的教义神学根基。 他也是一位争议人物，人对他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乃是时代中的一位先知，有人说他乃是发明邪恶的双重预定论的恶人，也有人说他是美国的精神之父，更有人说他是万恶的恶魔，将人烧在火刑柱之上… 许多看法，许多观点，不一而足。但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读教会历史绕不开的人物，甚至是读世界历史绕不开的人物。
出生与成长
加尔文在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的诺阳（Noyon）。此城位于巴黎东北60公里，是一座老城。在公元500年时，便有一位主教在此。768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也在此加冕。
如此说来，此城还颇有一些名望。在当时天主教盛行时期，信仰已经沦为利益的工具。城内罗马教会的各教阶领袖都忙着敛财和注重自己的势力范围，丝毫不去顾念上主之羊群需要。实则乃是辖制羊群，而非做群羊之榜样。
加尔文甚少提及童年经历，但在他记忆中还存有一次与母亲去朝圣之经历：
母亲带他走了两个小时到河谷里的一个地方去瞻仰圣安娜的圣髑。母亲让他轻吻那装骨头的匣子，周围一一片虔诚的面庞和眼神。
1. 圣安娜，为教会传统中记载的耶稣外婆。
2. 圣髑，为罗马和东方教会被教会封圣之人的遗骨。
小加尔文从小就生长在罗马教会如此的环境下，教堂里充满了遗物，信徒处于迷信的状态，很少有人明白圣言的教导，充满恩惠的信仰变成了可悲的迷信之举。而许多羊群的牧人根本连雇工都算不上，只可算为收刮民脂民膏的恶人。
加尔文的父亲是诺阳的有名人物，曾是该地区主教的法律顾问兼秘书，又是诺阳的财务检察官。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加尔文争取到了天主教的俸禄。
加尔文从小就憧憬长大担任罗马教会的神父。
至1523年8月，时年加尔文14岁，因诺阳流行瘟疫，老父亲为了保护他，将他送到巴黎求学。
拉丁文的根基
加尔文到了巴黎后，先在马尔什学院学习，虽然他在该学院待了3年时间，却成为了上主训练他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习得了拉丁文的良好基础。（注：在加尔文的整个服侍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写就了《基督教要义》，而初版的要义就是以拉丁文写成。）
在学院里，他碰上了自己的伯乐，就是马杜林柯迪雅，他不仅在拉丁文的根基上对加尔文有建造，更在生命敬虔方面对加尔文有所指引。（及至当日内瓦大学建立，加尔文还邀请自己的老师去学校任教。）
蒙太古学院
后加尔文从马尔什学院转到了蒙太古学院，此学院在巴黎很有名，有名是在于其古老、昏暗和肮脏。有一些学者也在蒙太古上过学，如编辑希腊文接纳抄本第一版的伊拉斯谟。他曾说：
你不知道我在那儿吃过多少个臭鸡蛋。
法国大文豪拉伯雷更称：
男孩们的黑布袍上、宿舍的墙上成堆的虱子为蒙太古的“小黑侠”。
为何会这样？因为蒙太古学院是一个类似修院的学院，以修院的受苦准则来治学。
加尔文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还勤奋努力的学习拉丁经典作品、逻辑学、教父作品（特别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
不仅是要学习课程，还需要阅读中古时期的灵性经典作品，如《虔诚的秘诀》和《效法基督》。
在18岁（一说为19岁），加尔文便取得了硕士学位。那时他已经有胃病和头痛的病，一股清瘦的学者形象。
而那时的法国，已经有许多的路德作品流入，蒙太古学院虽然古老，里头的学生仍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了路德的作品。
这时的加尔文虽然对改革者报以某种同情，但很明显的，从信仰角度，他还是偏向于站在罗马这一边。
他本有意继续攻读神学。但因为父亲与家乡的神职人员争吵，不满罗马教会，在怒气之中让加尔文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学习法律。
奥尔良大学
到了奥尔良大学，加尔文开始选修法律。父亲做法的目的可能是想儿子以后做律师能够有更丰厚的收入，而他如此的接受可能是为了孝敬父母。
当加尔文更多听闻教廷腐败之事，几乎无可救药。罗马神学体系中的迷信色彩也是浓厚到了亵渎上主的地步。他慢慢的也在远离罗马神学体系。
在奥尔良大学，老乡奥利弗丹和加尔文有着良好的关系。在巴黎，奥利弗丹已经接受了更正教的信仰，也是他开始带领加尔文成为更正派的信徒的。
老乡在奥尔良大学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攻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为了能够将圣言翻译为法文，从而打破武加大译本对欧洲的垄断。
奥利弗丹多年的心愿，并没有落空，他所翻译的法文圣经，终于在一五三五年出版；加尔文亲自用拉丁文，为新版的法文圣经，写了前言。在前言里，加尔文毫不隐瞒地见证说，是奥利弗丹把福音的基本真理，介绍给他。加尔文在前言中，完全站在被迫害的福音派这一边。
奥利弗丹后来逃避罗马的迫害，加入了路德宗。而进一步带领加尔文认识基要所信之理的人，名叫梅尔乔沃玛。
沃玛是一位希腊文教授，他接受了因信称义的教训，并开始大力的宣扬。后从巴黎逃至奥尔良，私下教导几位学生学习希腊文，加尔文则也在他这里补习希腊文。
1529年的春天，沃玛和加尔文偶遇在伯哲大学，沃玛抓住了向加尔文仔细传讲的机会。
这好像奥利弗丹撒了种子，沃玛浇灌了种子，但只有上主自己才能叫种子生长发芽。
加尔文具体转信的时间点很难确认，但是在他的《诗篇注释》前言中，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记录：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了。先前我非常固执，耽溺于天主教的种种迷信，根本不容易从那迷信的泥淖中挣脱出来。但是，在突然之间，上主转变了我，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我成为他手中一块可以被塑造的材料。
（加尔文的整个学习阶段还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我们以为加尔文仅仅是法律出生，但实际上他的学习过程可以很明显看到上主的预备。包括拉丁文根基的预备、对修道学院生活的体验、逻辑学的训练和教父作品的阅读，都是为他以后为上主所用的必需。更是在希腊文上有不断进深的学习，让他有能力去注释圣经，形成教义神学的文本。而法律的学习，也成为后期他在日内瓦行动的一个预备。）
逃离巴黎
1531年6月，加尔文从老家诺阳到了巴黎。他原想在巴黎潜心修读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为自己研读圣言打好基础。他也继续的阅读奥古斯丁的一些作品。（注：加尔文是一位明显具有学者气息的牧者，如果上主不对他有如此的呼召，他是那种愿意在乡野潜心修学之人。）
他有一位知交尼古拉斯柯伯，正担任巴黎大学的校长。
在1522年11月1日，柯伯在开学典礼上发言，整个发言的内容是强调更正教立场的信仰，反对攻击罗马的。
这刺激到了法国的罗马教会，因为法国可是天主教的老巢。罗马马上采取行动，要求法国国会弹劾柯伯，并以异端罪的罪名逮捕柯伯。
并且罗马推断此讲稿应该不是柯伯所写，而是其好友加尔文所写（柯伯原为医生，可能无法写出这类文字）。还好加尔文提早收到消息迅速逃离巴黎。
至1534年，加尔文正式放弃了诺阳的天主教俸禄，与罗马一刀两断。
加尔文生性害羞懦弱，他愿意随从改教运动，但肯定不愿意做公开的领袖。但上主已然从学生阶段就开始训练他承担这一重大功用。
《要义》出版
1534年10月8日，在巴黎的许多地方都张贴了反对罗马弥撒的告示，张贴人是安东尼马考特。他抨击的乃是罗马完全弄反了圣餐的意义。
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大量的逮捕更正派信徒，更是在火刑柱上烧死了许多人。
加尔文的一位好友也活活被执行火刑。那时他已经逃到了瑞士的巴塞尔。在这样的情形下，加尔文有意要尽快出版《基督教要义》。
他更是刚强的把此书献给了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以书信式的前言将书呈给国王。
出版的《要义》并不厚，都是解释核心的信仰条目并对罗马教会许多错误的指出和批判。
首至日内瓦
在《要义》发行之际，加尔文已经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了意大利的弗拉拉，想庇护于一位更正派的贵族妇人。但因为其丈夫受到教皇的影响，决定驱逐一些投靠其妻子的更正教人士。加尔文被迫绕道日内瓦回法国。
就在这一日的绕道期间，法国的改教家法雷尔打听到加尔文在日内瓦，就决心去加尔文住处拜会。
法雷尔想请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一起同工，起初加尔文是拒绝的，他还是想着要去退隐学习。后法雷尔甚至咒诅加尔文，因为加尔文想着自己过安生的研究日子，却不看到日内瓦里上主之工作的需要。就如他在《诗篇注释》前言中所记：
他看到他用请求的方法无法挽留我；看到我在这样紧急的需要下，我仍立意他往；看到我拒绝在日内瓦提供帮助；他就发出咒诅，说他是为了神的喜悦，才咒诅我，说我不该偷安去法国潜心研究。他的话语令我震撼，令我畏惧，我于是把原定的行程搁置。
日内瓦的地位非常特别，他是一个独立城市。在1537年，大约有1万人居住。法雷尔已经在日内瓦做了初始的改革工作。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生活开始并不习惯，因为他是一位学者，从事的是学术研究，没有任何牧养教会的经验，尤其是在这种信仰的乱世，更是无从下手。
不过，虽然有先天的不足，他在日内瓦的地位越来越显明出来。
在1536年10月，罗马教会与改革宗有一次神学的辩论，加尔文以丰富的圣经学识把罗马教会的人士辩驳的哑口无言。也正是这次辩论，加尔文正式成为日内瓦教会的牧师。
也因为要维护圣餐的神圣性，加尔文他发展出了以长老为核心的教会建制，后称呼为长老制。在日内瓦，起初还是出于政教联合的状态，政府直接指派教会的长老。
后来也是因为日内瓦人不接受法雷尔和加尔文所提为表白信仰的人不能领受圣餐，最后议会与加尔文、法雷尔等日内瓦同工完全分道扬镳。
加尔文被逐出日内瓦。听到驱逐令时，加尔文说：
如果我们在服事人，这实在是项恶劣的回报；但是我们所服事的，是宇宙间的主宰，祂一定会赏赐我们。
流亡生活
加尔文被逐出日内瓦后，有些恍惚于自己在日内瓦所作的，信心有些动摇。
不过在斯特拉斯堡的改革领袖马丁布舍，在加尔文还在日内瓦时，就去信加尔文说：
假若你一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你事奉的地方，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正提供你这个机会，此时此刻，我们做出决定，你必须到我们这里来。
布舍甚至用约拿的例子来对加尔文说话，加尔文每次听闻这类的话语就会惊恐。他决定前往斯特拉斯堡。
1538年9月，加尔文开始定居在斯特拉斯堡。
在此期间，他开始冷静的审视德国的改革工作，那里国家仍然控制着教会，这不是他想要的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而在被逐出日内瓦的事上，议会对教会的控制力仍然在那里，日内瓦的模式也不是加尔文想要的。
他在构思自己认为对的国家与教会的相处模式。布舍的教会建制的模式也深深的影响了加尔文。
他在斯特拉斯堡，从布舍身上学习到许多的功课。
当然，加尔文的整个思想也受到了布舍许多影响，特别是对预定论的坚持。这在加尔文的初版《要义》中是显而易见的。
加尔文也开始在斯特拉斯堡进行圣言的解释工作，从罗马书开始，基本注释了整本的圣言（除《启示录》），这也是加尔文留下的财富之一。
（笔者虽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对双重预定论更是坚决反对，也反对郁金香五要点的加尔文式解读。但加尔文的这些文字工作成果还是值得一读。当然笔者建议读者自己先行阅读圣言，正如唯独圣言的信仰原则所指示的。）
（本篇也略过了加尔文与路德之间的关系介绍，他们从未谋面。对他们二人的关系，和对许多论点的争论，比较复杂，史料也不具备一致性，所以略过。）
再回日内瓦
在法雷尔和加尔文被逐出日内瓦后，此城动荡不安。在一系列的争斗之后，权力出现了真空。日内瓦人要邀请法雷尔和加尔文回到日内瓦。
加尔文此时在斯特拉斯堡服侍，根本无心回到日内瓦。而法雷尔则不放过加尔文，又以曾经对加尔文使用的方法来使加尔文来到日内瓦。
加尔文最为害怕的就是上主的责罚和咒诅，他最终还是再一次来到了日内瓦。
1541年9月，日内瓦以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迎回了加尔文。
这次在日内瓦，加尔文开始实践其在斯特拉斯堡构建的政教相处模式。
加尔文已经不再是那位缺少经验、莽撞、冲动的少年，而是一位成熟的管理人员。他制定和采用了《圣会律例》，将布舍在斯特拉斯堡的整个教会建制推行在日内瓦。
当时日内瓦的最高权力结构是议会中选出的24名成员组成的小议会，谁控制了这个小议会，谁就有控制日内瓦的权利。
加尔文此时并无实权，但灵性的权柄与影响力在日内瓦是与日俱增。
日内瓦有一些人仍然希望过犯罪生活，但又希望可以领受圣餐，这就挑战了加尔文的权柄。其中一位叫做白锡里。
白氏将恢复圣餐的上诉书提交了小议会，而不是宗教法庭，小议会判决白氏具有领受圣餐的权利。
这事是一个关键事件，若加尔文屈服于小议会的屈枉，他肯定无法在日内瓦继续改革。最后在1553年9月3日，这个主日上，加尔文明确表达：
我宁可被杀害，也不会将神的圣物递给被谴责为蔑视主的人。
那一次白氏不敢在教堂露面。
但是议会仍然决定是否禁止圣餐的权利应该在小议会。加尔文面临一次重大的挫败，他想离开日内瓦。
后来乃是因为议会的人员结构发生变化，多数人是支持加尔文的，才使得改革能够继续。
加尔文后来的改革也会遭遇一些的阻力，但这些阻力已经不成气候。加尔文当之无愧的成为日内瓦的核心权柄人物。
（注：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是相当具有时代性的，因为那时的欧洲几乎都是基督教国家，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日内瓦的改革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加尔文是否要建立一个神权共和国？以前笔者是有如此认为的，但是现在想来还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因为他改革的是一个城市，而不能像重洗派那样不惧特别地理区域内的复杂度。当然实际上，圣经所讲的政权与教权分离才是解决此问题的正确途径。）
（本篇也略过了塞尔维特火刑事件，笔者对日内瓦教牧团对此人的处理，还是理解为有时代性特征，并且实际上就史料显示，彼时日内瓦小议会更具实权处理。不可看加尔文为“暴君”。当然，加尔文是需要对此付自己的那份责任。）
晚年与离世
加尔文在上学期间就有了胃病和头痛的病，在一系列的劳苦服侍后，他的身体状况可谓是百病丛生。
在生病期间，他还要趁别人睡觉之时，偷偷起来撰写他的作品。
1564年4月28日，他把一起工作的伙伴们叫到床边，说：
我有许多失败软弱，是你们多年来曾忍受的。具体地说，我所作的，实际上毫无价值。我重复地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有一件我必须强调的，我虽然不满意我天性的软弱，我的内心却是一直敬畏上主的，我的动机也是善意的。在我离开你们之后，我祈求你们，忘记我的缺点，若有什么优点你们可以学习的，请你们以这些为榜样。
加尔文还是保有学者的风度，一一与伙伴们握手告别。5月27日，他歇下了劳苦，去到了主那里。